我國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具有規模大、發生率高、程度深等多方面的特點，但同時，我國民族地區還擁有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，如何實現兩者的有效連接是民族地區能否脫貧的一個關鍵因素。鄉村旅游的發展能夠充分開發貧困地區豐富的旅游資源，使旅游業成為民族地區的支柱產業，實現居民和地方財政雙脫貧，從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。在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發展中，最大的難題就是資金短缺問題。而“PPP模式”（Public-Private Partnership）作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方式，能夠解決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所面臨的資金瓶頸問題，同時通過專業化的投資經營團隊也能提高運營效率，因此在此領域是大有作為的。為了促進“PPP模式”的平穩落地，進一步助推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良性發展，還應該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。
第一，要理性看待“PPP模式”的適用范圍。我們應該看到“PPP模式”絕對不是無所不包的，其適用項目應該是具有公益性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項目。從民族地區鄉村旅游業的自身特點來看，由于鄉村旅游依托的是自然景觀等社會公共資源，這就決定了其具有公益性的特點，同時鄉村旅游業具有盈利的可能，因此，鄉村旅游業是最適合運用“PPP模式”的領域之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應用“PPP模式”的過程中要嚴格區分項目，防止PPP泛化現象的發生。對于公共服務項目可以采取PPP的模式，因此，適用于“PPP模式”的旅游項目可以包括旅游交通設施（如索道等）、旅游基礎設施（如旅游中轉樞紐等）、旅游公共服務體系（如智慧旅游建設）等不同類型。而對商業性、市場成熟度高的項目，如餐飲、住宿等，既不需要，也不應該采用“PPP模式”。
第二，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旅游“PPP模式”，要根據項目類型不斷健全回報機制。項目回報機制的設計是PPP項目成功的關鍵。目前旅游“PPP模式”的回報機制主要是可行性缺口補助和使用者付費這兩種方式。從回報機制的適用范圍來看，對于有一定收益但存在巨大資金缺口的旅游公共產品，可以通過政府可行性缺口補助的方式；而對于能夠完全自主經營并實現回報的公共產品，則采取使用者付費的方式。根據財政部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17年6月末，國家PPP示范項目中在回報機制的設計上，34%的項目采用使用者付費的回報機制，66%的項目采用可行性缺口補助的回報機制。因此，對于民族地區的地方政府而言，應該根據當地特點將優勢旅游資源的開發權、配套服務（如餐飲、物業、綠化）、附帶生產的副產品（如廣告、建筑作品知識產權的授權使用）等進行捆綁，從而擴大使用者付費方式的適用范圍。同時，在可行性缺口補貼的回報機制設計中，要充分評估宏觀收益。一般而言，成功的文化旅游項目往往給當地政府帶來就業、稅收的收益，這部分的收益大小關系著可行性缺口補貼的力度和方式，因此要加強對這部分收益的準確評估和測度，從而增強社會資本進入的積極性。
第三，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旅游“PPP模式”，要增強對項目運營的關注。“PPP 模式”是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門綜合效率的管理模式，在這種模式下通過發揮公私部門各自的比較優勢，實現彼此的專長、專業技能和知識方面的共享，能夠提升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、質量和效率。在一般的“PPP模式”中，由政府與私人部門組成特殊目的機構（SPV）來實現項目的設計、融資、建設和運營。因此，對于PPP項目而言，其核心就應該是通過優化SPV的治理結構，使得SPV能夠對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充分負責，從而提高專業化水平。那么，如何選擇社會資本就十分重要。在選擇社會資本時，只有綜合考慮企業信用和聲譽、運營能力、融資能力、管理能力、應對環境變化和意外的能力等多方面的要素，優先選擇具有足夠運營能力的社會資本，才能有利于通過項目公司直接負責項目的運營，防止出現后期運營業務外包或被委托的現象。同時，政府部門要注重對社會資本的專業管理服務能力進行綜合評價，必要時可以考慮在PPP項目公司下設不同板塊的業務分公司，如旅游發展公司、加油站、服務區經營公司等，并進行差異化評估。
第四，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旅游“PPP模式”，要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性改革。有效的法律是化解PPP項目運營風險、提高PPP項目運作效率的重要保障。對“PPP模式”應該如何發展這一問題，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已分別頒布操作指南及配套文件進行規定，但這些規定是面向所有PPP項目的標準化的通用程序。對于不同領域的PPP項目而言，還存在著要與相應領域的特殊法律法規相適應的問題。就旅游行業而言，旅游景區包括多種類型，如文物保護單位、風景名勝區、世界文化遺產、國家森林公園、自然保護區等。不同類型的旅游景區都對應著特定的法律、法規，如《文物保護法》《風景名勝區條例》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》《國家級森林公園管理辦法》《自然保護區條例》等。這就導致了旅游PPP項目所面臨的法律問題十分復雜。以旅游景區經營權的出讓為例，國有旅游資源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，且社會資本能夠依法取得旅游景區的經營權是開展旅游“PPP模式”的基本前提，但是對國有旅游資源或旅游景區的經營主體問題，《旅游法》并未作出明確規定。諸如此類問題，在特殊景區的建設、PPP項目實施機構、上市限制問題等方面也同樣存在。這種法律法規的不協調性影響了旅游“PPP模式”的良性發展，因此要不斷完善配套法律法規制度，從而保障“PPP模式”各參與方的正當權利和利益。
